【APH】【诅咒组】左岸咖啡馆的来信
原作：黑塔利亚
CP：英&露
分级：PG
注意：16年的合志稿件公开混更
亲爱的罗莎：
我正坐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给你写信。就在我刚挑选好座位、拉开椅子时，一位较为年长稳重的服务生自一大堆欢笑中被推到我面前，他告诉我这个位置、这个角度是当年海明威最喜爱的。我在和他交谈的间隙里一边掏出准备给你写信用的纸张，一边拿起口袋里刚上满墨的钢笔。这下，这位先生真的发出了一声小小的惊叹，那些挤在收银台里的姑娘们也收了窃笑，眼神往我这边聚集。我可不是什么作家。我点好单后对他说。旋动笔帽上金色的滚边和笔夹，反射着亮光照到他的眼睛里。那位先生赶紧离开了。我也不想成为海明威，我在心里补充道，我对成为无畏的铁汉可没有太多的兴趣，更何况我也从未理解过海明威对死亡的态度。
不过我得说，这儿确实是一个好位置。餐桌临着街边，椅子正好面对一扇巨大而通透的落地窗户。前方的路面一片平坦，视线可以翻越过青石板道的熙熙攘攘，凌驾于薄荷绿的水波上，一直延伸直抵河岸对面粉刷成暖黄色的大饭店。那座屋顶上还有两棵淑女一样的小柏树。
太阳懒洋洋地斜睨着的我咖啡桌，洒在我铺开的稿纸上、印在我纯白色瓷杯边缘，那圈明亮的沙金色让我想起你的金发。从玻璃窗外可以看见路上的行人。法国人好像总是比英国人要休闲很多——他们吃饭要花上一整个晚上的时间，他们寒暄礼仪都是如此琐碎——因此，路边也很少能见到什么匆匆跑过的行人。这样，我便能仔细欣赏到新潮而年轻的女孩们穿着可可香奈儿设计的服饰，带着男性的英气和干净利索从我面前走过。与此相比，法国男人倒总有几分阴性柔美不吝于展示（就像他们国家的名字“法兰西”是个阴性词一般）。我想这大约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迪奥先生挥手剪裁定制的女装，总比香奈儿女士的作品还要更加——妩媚花哨些吧。我在这方面可不是权威。
话题扯得有些远了。太阳在这个当口开始亲吻我的下颌线，前两日刚刮的脸在日光的抚弄下微微有些发痒。我想若是法国的罗宾汉一定会说：我的下巴感觉不太对劲，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你看，法国人多愁善感，不着边际。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如今正坐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给你写信。[1]
给你写信总是让我愉快。
当然了，待在法国让人烦恼的时间总比高兴的时候要多。最初被人笑话带着伦敦口音的法语现在已经不再是困扰我的问题了，但除了语言上的矛盾被克服以外，其他生活上的麻烦还是难以解决。永远没完没了的酒会，法国人的舞蹈，夜猫子式的作息时间，法国的香烟、红酒、咖啡和稀缺的红茶……我真不明白几年前那帮美国文人是怎么如同移民一般狂热地涌到巴黎，日复一日的聚会欢闹，夜夜不休。也许那就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吧。他们可怜的祖辈自五月花号停泊开始，就把自己野草一般的适应力像撒种子一样洒在了那块新大陆上。
——写到这里，我猜想你一定边摇着头一边暗声咒骂我是个榆木脑袋的傻瓜。你会说我都这样了，还不赶紧回到英伦岛屿的怀抱。不了，我的好姐妹，一个绅士总是得恪守他的诺言，我说过要是画技没有长进我是不会回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罗莎。为了弥补我在家里的长期缺席，也为了让你别再嘲讽我了，我会给你一并寄去两条香奈儿新设计的裤子。穿着它们去参加选举投票或者游行吧，那一定很不错。——
我现在每日下午在画室作画，有时是给导师帮忙，有时是去完成自己的。晚上大都跟师长前辈以及朋友们共进晚餐。我们在饭馆或酒吧聊到深夜，店里的钢琴师和我们一样永远不知疲倦。
乐队一遍又一遍地演奏者科尔·波特在巴黎留下的爵士乐和其他无名小辈们仿写的法国香颂。通常来说我很喜欢让乐师在大家喝过一轮酒之后唱一首《我们这么做吧》（即科尔波特的Let's Do It），我的同伴们也十分热衷这项活动——“你们听，音乐界的超现实主义，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打着酒嗝评论起音乐来，句子也变得零零碎碎。歌词和曲调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想象力中滑动，从男人女人、黑白键盘，一直跳跃到蜜蜂跳蚤。于梦境与潜意识里游荡，多美妙啊。我那帮兴致高昂的朋友如果没有抽烟，偶尔也会举起手一边挥舞着，一边随着铜管乐器唱出声来。即便我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做出这般引人瞩目的举动，我也还是会享受这样的场面。因为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期的那个男声合唱团。我们总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以后结束庄重肃穆的圣歌，乃至脱掉不透气的白色罩袍，含混着尖叫和打闹，唱起快节奏的流行小调。
我就是这样唱着《柑橘与柠檬啊》[2]傻乎乎地踏上了去比利时的火车，趴进了西弗兰德的战壕里。好了好了，不要笑我幼稚，每一个愿意上战场的孩子都是纯真无知的，更何况我早已平安归来，现在都潜心学习超现实主义绘画了。
但昨天晚上大家可没那么享受——昨天我们还没来得及要求让钢琴师给我们演奏歌曲，已经有人率先占领了整个乐池。他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把乐队的声音全压了下去，连尖锐的小号都没法突破。我听到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很快便猜出了那些人的来头。
“又是左派。”我的朋友雅克说，他拉长了嘴角挤出一个不太欢迎的神态，夹起一支烟塞到嘴里，“他们快要把这座城市给占领了！”随后巴黎像是故意要和他作对一般，使劲吹熄了他反复按下的打火机。也许巴黎公社的空气还没被完全更替。
那群红色小团体在推推搡搡和吵吵闹闹之中请走了原本琴凳上的钢琴师。他们之中一名站在后方的大高个子接替了那个座位，虽然那霸道的姿态在我看来更像是掠夺。那人一头浅得折射银光的发丝非常标新立异，可他的手指却和一般农夫的指头没什么两样，它们僵硬地敲打着琴键，每个音符恨不得是一样的响、一样的沉重——就像他们所信仰的那套共产主义一般——毫无技巧可言。
不悦耳的旋律乒乒乓乓落下来，如同子弹似的打在我们的鼓膜上，在我看来那根本算不上是音乐。可是这样的曲调并没有让那帮左倾分子停下来，他们在音阶像失控的汽车坠入大桥底时唱起了国际歌。是的，就是那首，听着想让人扶着公社的围墙笑。
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我们超现实主义阵营和左派之间的矛盾与争端，并不有趣，无非就是世界文学大会上主办的那帮苏维埃人不让我们的人——我们的标志性领军先锋安德烈·布勒东先生入场和发言罢了。他们看不惯我们，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他们害怕我们。最初的创始人阿拉贡先生自从爱上一位俄国女人，又长居在俄罗斯间以后，对他的好友也开始了不满地谩骂和嗤之以鼻。他把胳膊肘拐向左边都没法再回来，最后是他亲自取消了布勒东的入会资格。你瞧，多么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做法：打倒一切阶级敌人——不，是打倒一切不和你为伍的人。说得轻巧，难道不同立场就必须通通消灭吗？不过，我的导师后来对我说，你也别把我们与他们划分的那么明细。政治立场与创作立场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这两个阵地也依然存在不少交集。
我那位点不着烟的同伴在被迫听着国际歌之中愤愤然地把打火机扔进了白兰地里。他把坐在一旁休息的钢琴师叫了过来，让他过会儿好好弹几段贝西·史密丝给大家清洗清洗被无产阶级震痛的耳朵。那位乐手点点头，不到两秒后摇了起来。
“我不知道呢，刚让我起身要自个儿弹琴的是位俄国佬，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收手。”
“俄国人从来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收手。”
“所以他们只好及时地死去。”我补充道。在大家都笑完以后才听出来，在整齐的法语之中的的确确混了个异邦咬字不那么顺畅的英特耐雄尔。那些我不能理解的语言听起来就和这琴声一样，吐词如同敲击军鼓。
他们在唱完整整六个音节之后还没有尽兴。被围坐在中间的银发俄罗斯人在凳子上堆起笑脸回复着伙伴的恭维。他们管他叫伊万同志，倒真是个常见的俄语名字，他挨个说起谢谢。他笨拙的俄罗斯口音让那些感谢听起来既不地道也不真心。而他的声音，我向你保证，绝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北国人民该有的坚毅、冰冷或沉稳雄厚。他的嗓音配上那个笑意，只让我想起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天鹅湖》，别猜错了，那样子可不属于魔王罗斯巴特，而是四小天鹅里最羸弱的那一只，悬垂在一根纤细的丝线上长颈即将断裂，线条的另一端则被固定在过量的奶油上。
“还是要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我听到他说，这让我忍不住抖了抖肩膀。对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品头论足不是什么好习惯，可我还是本能地反感他们对话里那一套不切实际。而后我的友人们便拍起了桌子把他的声音盖了下去。
“我可呆不下去了，我得换个地方喝酒。你们有谁走吗？”他的提议打断了我对伊万有些令人不自在的观察。没人愿意继续留在那里，连钢琴手都耸了耸肩膀。我们爬上雅克的敞篷汽车，巴黎夜晚摇摇晃晃的煤气灯映在塞纳河上像是无数个太阳碎片。街头的霓虹灯轮番闪亮着让人想起世纪之交的初年有人打算用缤纷欢快的旋转木马托起一个关于未来的美梦。晚风凉凉的打在脸上，同伴热情的语气让我很快就忘记了刚才饭店里的矛盾，毕竟国际歌的插曲我们以后也不会再遇到。
“让他们占领那张音乐席吧。”我的西班牙朋友安东尼奥高声呼喊道，他卷曲的棕发都快要遮住他的眼睛。我在他们欢笑间又一次想起了《柑橘与柠檬啊》。
但愿他们别占领巴黎，别占领全世界。
不知不觉又写了这么长的信给你，就此打住，以免太过耽搁你的时间。
给你世间最好的祝福。
爱你的，
亚瑟·K
我亲爱的女士：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让人兴奋，我一切都很好，真的。你不必为我忧心太多。我们儿时的歌谣，我所追求的艺术创作怎么到你这儿都成了警示牌和报警器。我真不知道是该说你替我着想太多，还是危机意识太强才好。
你向来博览群书，乐于接受学习新知识。你见过我打战场回来的反应就想起报纸上津津乐道的弹震症、战争病。你看到对于战争病的各类研究，从生理治疗直到弗洛伊德。你在我分享给你的超现实主义宣言里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便怀疑我逃避到绘画领域，是不是只想抒发我自己无解的战争后遗症。不是这样的，女士，你们女人的联想力一贯可怕得让我敬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有大量的研究著作，如果这也能扯上联系的话，你何不说我去画画、去记录梦境实际上是为了排遣我的歇斯底里症呢。[3]
我明白我刚从比利时战争里脱身回家的种种反应：一反常态地高声说话或者在人群里突然的失语；同你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家里的床铺垫了太多的鹅毛被和厚棉絮；躺在床上就像是睡在一个蓬松的稻草堆里，只要闭上眼睛就能感觉自己的身子正一阵一阵地往下坠落；拿上枕头垫在地上反倒立马就能睡着。
我清楚我的那些不适应让家人为我担心。你们老是责备我被动员去参军的年纪还太小，连大学的门都没有摸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只背得三五段。你们理所应当地担忧我在战地上即将面临的事物，还有那种全新的生活，你们笃定我尚未做好准备。——实际上没人会为那种事情做好准备，不论是我的战友，还是我们的德国敌人。我们曾在疲惫不堪的休战期短暂地接触过。那些冲在最前线的列兵们和我一样也是年轻的孩子，在握着枪杆的冰冷夜里为周围的朋友、为自己今日的经历偷偷恐惧到掉下眼泪。可你看，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呀。如今我已归来，在一个日光要把梧桐树叶照得透亮的午后告诉你我很好。
原谅我在写这封信时有些词不达意、逻辑混乱，甚至字迹也不那么好辨认。昨天晚上我被老师带去了让·考克托先生举办的沙龙酒会。大家在那儿听他朗诵他的新诗，然后提些意见。可法语诗到了兰波那儿我便一无所知了。令我高兴的是我在沙龙里竟然遇到了达利和布努埃尔。他俩坐在一个角落里用西班牙语小声交流着，听安东尼奥说他们在谈论电影、剧本以及一位西班牙诗人。我本想和朋友一起过去问他们几个问题，毕竟上一次我在酒馆向达利先生讨教以后，在我脑海中困扰了我许久的构图就成了一幅画，后来还刊登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前几页里。
为了能想好合适的措辞又不那么生硬地加入他们之中，我和我的同伴们在酒会上喝了不少飘着薄荷叶和插着柠檬片的雪莉酒。此时此刻我还能感觉到不少酒精正在使劲摇晃着我捏住笔杆的那几根手指，它们甚至在我的泪腺里作祟，让我的眼睛酸胀不已，视线昏花模糊。
你知道我是不能喝酒的。柯克兰家族似乎从我们曾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再也没什么好酒量的人了，他们的血脉自然是更进一步退化。在我们喝得醉意上了头、却还没调动出勇气和智慧的时候，达利与布努埃尔先生就已经在向主人告别并准备离开了。他们走之前考克托先生似乎玩笑般地要求达利下次有空送一幅肖像或者素描草稿过来。达利翻了翻眼皮，眼珠朝着上方斜望着沙龙的主人。“我想给您画一只犀牛，或者穿山甲。”路易斯·布努埃尔站在他身边，双手插在口袋里耷拉着肩膀，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仿佛正表演着一个白日梦。我在他们离开之前往那个方向挥了挥帽子，布努埃尔先生终于醒过来一般地冲我点了点头。
如果那个晚上自西班牙导演点头离去后便结束想必也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可惜你知道我们英国人向来有一个毛病：我们占领了一个地盘之后，总习惯性地定居下来待着不走——直到留下的英国人都不再自称是英国人为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就没那么有趣了，也许我该在发现端倪时就及时撤离，可惜我们的坏习惯和过多的雪莉酒让我只想瘫坐在原地，一下也不挪窝。
就在我还头晕的时候，一位俄罗斯人坐到了我旁边——哦，不，准确地说应该不是一位，而是那位，就是上一封信里我跟你提过在餐馆弹琴的那位。起先他只是一个人在桌边玩着多余的卡片和纸张，在我们俩彼此打量的目光撞到一起去后，他就朝着我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些琐事。他的确叫伊万，伊万·布拉金斯基。是苏维埃一份文学杂志的编辑，过来负责海外稿件的采编。
他坐到我身边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浓烈刺鼻的酒精味，这使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西伯利亚的冻原上顶着疾风走在暴风雪里。雪砂子像刀锋一样刮着我的鼻子和眼睛，这压倒性的侵袭让人举步维艰又找不见避难所。我暗地里猜测这位先生是不是喝空了主人的酒窖，但也怀疑法国人的品酒习惯那么温顺馥郁，应当是不会有气质如此张牙舞爪的饮品，况且布拉金斯基的面前也没有酒杯。
他停顿了一会儿，收回望着我的目光，从肩膀上卸下来一个铝制酒壶。银白色的金属因为长时间的摩擦碰撞有了不少坑坑洼洼。那些疤痕在灯光下显得沧桑又狰狞，像是老兵们褪下硬夹克后肩膀上的弹孔与裂纹。我很快注意到那个铝壶上除了划痕，还有一排被掉了太多油漆难以辨认的俄语，以及一个红色的镰刀锤子图章。
我在沉默长得快显尴尬的时刻也并没有接上他的话茬。一方面过多的酒精让我的舌头和大脑都有些打结，我讨厌在这个时候说话，它会暴露我的弱点，比如我真实而不礼貌的想法，我在别人听来或许会有些过分的嘲讽，还有我挥霍光控制力后变得虚软无力的小舌音。另一方面这位俄国人前几日在饭店里抢夺钢琴后烦人的演奏和虚伪的声音又回到了我的记忆表层，我还记得他道谢时令我头皮发麻的感觉，现在我还忍不住抖了抖肩膀。
这是建国后发给红军的纪念。他告诉我，随后拧开盖子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着伏特加。俄罗斯人一定把那东西当水喝。
他说他曾经是红军。一个短促地微笑和眨眼让我差点以为他只是把这个光荣的名号当作唬弄陌生人的玩笑。十月革命冲到冬宫里去的头几批，他补充道。这惹得我移开了目光，盯着水晶吊灯的结构揣摩了许久。
他大概就和我差不多时候上的战场，我暗自猜测。只不过我是去了异乡的土地，帮助其他人击退外敌、赶跑侵略者。而他则是为了打破自己土地上的不公与腐蚀、追寻一套新的理想和制度。不过他看起来还相当年轻。苏维埃政府建立也仅有十几个年头，还没像莎士比亚说的那般该在人们的面庞上挖下沟壕，但那些第一批立下战功的军人此时至少也该有微微下垂的腹部和通透练达如同白雪般的双眼。——他的眼睛是浅紫色的，暗色火光下像摇摇欲坠的丁香花，带着夏日的热情和无法度量的生命力。——他看起来似乎比我还要小上一点。我没表露我的吃惊和怀疑，他不断气的念叨也没给我这个机会。
“我十五岁就参军了。”他在我的胡思乱想之中继续说道，被证实的想法在酒精的发酵下让我有几分得意地把自己和福尔摩斯联系到一块儿。他的嗓音听起来还是有点腻味，但伏特加的浸泡很快又把那感觉冲走，“之前的动员部队来到我们的田间。他们同我父母亲说只要打了胜仗便能分到属于自己的田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替雇主干活，一年辛苦到头，忍着寒霜和毒日还要把收获的粮食上交给其他人一大半。我爸回来一句解释也没有就拎着我的衣领去军委那儿填了我的名字。正好那会儿学校来了个十分讨人厌的迂腐老头，每天上课拿着藤条来，我们背不出书本就要打人，我想军队里可以成为我的庇护。那也不错。”
我听到他在那句话的末尾露出了一阵笑意，不是开心也不是苦涩的那种。我想如果我要去应和他的话，那必定是给出一个嘲讽。不动脑子不会权衡的傻大个，为了躲避可能不存在的责罚就跑去冷血的战场上送命，那可不算是个好主意。话语还没到嘴角，我旋即意识到他和我一样在入伍前约莫也对自己即将面对的生活一无所知。我没法批评他，也不会对他说他可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因为我不想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我小幅度地耸起肩膀又很快展开，在灯光下这些小动作甚至不太会引人注意。
“我还以为你耳朵不好使，从一开始就没在听呢，先生。”他把收敛了笑意的嘴角扯得老长，手指搁回到大腿上，这句话让我有些不高兴。倒不是他对我的评价，而是原先的那些叨扰只被他当作一个酒鬼借着机会给自个儿梳理历史的喃喃自语，他根本不需要听众却跑过来企图霸占我的耳朵。我忘记我当时有没有焦躁地快速敲打桌面，或者哼出声来，但总之我没有走开。现在我还是想不通自己仍坐在那儿的理由，除了几分自取其辱。喝醉的人总是在自取其辱。
布拉金斯基没管我，甚至调转了视线看向别的地方。“管他如何，我只要关心打赢了最后有地分就好。而且去当了兵就不再会被老师校长责罚。和我一样因为这些想法参军的人可多了去了，为躲债的、家里穷得买不起面粉的、没工作游手好闲的、找不到女人的、一无所事的流浪汉……我们亲爱的布尔什维克总是富有说服力，它点亮了我们心底的愿望。”
你看，我的姐妹，有人比我跑去当兵的理由还要荒唐许多。而且，这可不是一人如此，是很多人。他们为了宣传上或大或小的嘉奖及荣誉，甚至是白纸里一个面包图案就扛起枪杆子，实际上却对自己的选择毫无概念可言。我在烦闷之中最终没忍住嘴，还是插进了陌生人的自白里。
——你在那时想到过死亡吗，布拉金斯基先生？我想用这话显露出他那几份天真妄想，也杀杀他总喜欢昂起脖子、抬高声音的自鸣得意。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我也不知道失去理智驱使后的我是不是会比平时更加坦诚直接一些。毕竟这也是你和母亲最爱谴责我的话语，我因这句话背上了许多新的描述：冲动、鲁莽、不负责任。我在等待他回答的时刻其实也是思考着我自己的那份答案。也许我在潜意识里还是希望有人同我一样，这样我就能更正自己在你们心里的形象，而不总是被当作青春期热血过剩的毛小子，智力还敌不过狄更斯笔下的孩童。
我看着他押下一口酒，动了动喉结又擦掉嘴边多余的水渍。我能感觉到一个答案已经靠近了他的嘴唇呼之欲出，可他却停顿下来。渐渐有几个人朝这儿聚拢过来，他们站到布拉金斯的身边只得迫使他看着那把红色的锤子镰刀。“还有什么比为无产阶级斗争牺牲更伟大的事情呢！”他的音调再一次抬高，语气还带着宣传口号时的情怀。
刚走过来的几名男士在我们身边的人坐了下来，他们挡住布拉金斯基的浅色瞳孔，但我还是感到那其中有几分躲闪和失焦。有人一边赞许地点着头，一边激情高昂地大声呼叫：“是啊是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起来。站起来，走向明天！”我先前喝下去的那些冰凉的雪莉酒在听到这个呐喊间翻涌上来直冲到了嗓子眼。布拉金斯基转着座椅和他的同伴们热切地聊了起来，尖锐的俄式法语刮擦在我的耳朵里让我很快厌恶了这场对话。
我走到主人精致豪华的洗手间，还没来得及让自己透口气就先吐了起来。
我猜想他会对那次革命如此神采奕奕、情有独钟，对战争和牺牲毫无畏惧多半还是同他参与的那场斗争以及之后所得果实有关。每个人都是如此，就像如今我对枪炮杀戮痛恨欲绝。
你清楚我经历过什么，我给你、给爸妈都写过信。那会儿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比利时的土地里躺着。我曾经以为只有已死之人才会老老实实地睡在被翻开的泥土里。我在下着大雨的夜晚趴在泥泞黏糊的战壕里头，积水浸入土中冲垮了蚂蚁的巢穴和老鼠窝。臭虫与小动物从我的身子上爬过，顺着敞开的衣领和袖口啃咬我的皮肤。失去屯粮的田鼠饿疯了似的嚼着我又脏又臭的橡胶鞋底，也不怕我用力踩下脚时压烂它脆弱的小脑袋。
我在不要执勤的夜晚小声和战友讨论起战争的意义和未来。
“哪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抛开所谓有关正义和胜利的命题的话。”我记得一位下士是这么对我说的，他不满地抖落身上的瓢虫，还打着绷带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很快收回来，“在第一个手榴弹爆炸之前我们还能说这场战斗代表着什么，比如下一代的幸福，比如更好的欧洲与世界。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和敌人没什么两样的怪物，只是为了不让历史书记录的战败国一栏里写着我们的名字。”
当时我还不能领悟这番话之中的意义，国王陛下的号召让我的眼里只有荣耀与使命。等我满是伤痕地回到家中，从父亲那儿听到了尼采的断言才逐渐领悟：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也因此变成怪兽。可那会儿这位下士拍打我肩膀的力道和他的语调我早已经忘了。
我在比利时的那几年看见不少同伴死去。他们有的还不过我现在这般年纪，有的被地雷和炮火轰得面目全非，到头来墓碑上都刻不了一个名字。我自那时起才真正面对死亡，我才明白到我申请入伍时对长官说的“我不害怕牺牲”是多么可笑。
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安。但生命也是如此丰富多彩，远比那些遥远星辰拖着尾巴滑落要更像个奇迹。这一点我在圣诞休战日里体会得最为真切。我从活人棺椁一般的战道里爬出来，和那些与我一样疲惫不堪地德国大兵交换一个虚弱的微笑。我们在寒冬冻土上踢一个垃圾场里捡来糊着纸还漏了气的足球，彼此撞到被手雷震伤的伤口又给对方贴上新的纱布条。原来，我们的敌人在去掉立场之后也和我们一样是那么鲜活，那么热爱着生命与明天。死亡不是我们——也不是他们的意志，可战争却能驱使着人在这一命令下背叛自己。
不，没有人想那么做。没有人想举起枪，装好子弹。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他们各自的首领说。但基督临世的奇迹过后他们还是挖开了新的土地自己躺了进去。
我在众人离开以后，独自去了考克托先生屋子附近的公园里抽了一根烟。别埋怨我，罗莎，我抽的不是你讨厌的又粗又大的雪茄，我拿的是之前毕加索那位年轻模特递来的香烟。它又细又长，拿在手里像是勾住一位淑女的小拇指。卷烟的包装纸点燃后有股淡淡的香水味，微弱的白雾和幽香将我从对暴力的反感里暂时解救出来。我很需要这样人造的不真实空间给自己喘口气。可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从放空里拉回来，是那个俄罗斯人在管我借火。
“在革命之前的每个冬天我都要见证死亡。”伊万·布拉金斯基点燃烟之后在花坛边缘坐了下来，他扬起脸来似乎终于要同我对视，可惜我看不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之中我仅能看到他的烟头在呼吸之下微微的红光闪烁。我们俩吐出的烟雾搅在一起，但剩下所有的一切只是相隔越来越远。“我在回答你之前提出的问题，先生。我见过很多次死亡。”
俄罗斯乡间的冬天，我听到他叙述，没有粮食的佃户、没有炭火的家庭和没有新衣的孩子总是被发现死在家中。他们全身青青紫紫，嘴唇要不是透明如雪，要不就黑得像胡桃木。他们脸颊深深地凹陷在颧骨之下，眼珠子鼓胀着，双手抱著胸口成为一尊扭曲的雕塑。“大人从来不许我们去碰他们的身体。‘这不吉利。’他们说。在火光下他们的身体很快就会融化，我几度怀疑那其实是见了光的吸血鬼。——‘那群可怜人！’他们只得到一个这样草率的评语就很快被埋葬，过了几年那块坟头可能已经被划归为了田埂。”他掸了掸烟灰，把脸朝向不远处有光的方向，“但你知道死亡的形式并不总是这样的对吧。”
“一半人死于饥饿和贫穷，剩下的三分之二死于病痛，最后那一点稀奇古怪，死于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者死得像一场闹剧。俄罗斯不缺少喝多了酒倒在路边被冻死的醉汉，也不缺少在无聊的争执中被拳头毙命的傻瓜蛋。我虽然没有从小被告知要好好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总归也能感觉到它的易损。是的，我要告诉你，我曾想到过死亡。但那个念头在我写下自个儿的履历表时一闪而过——哎，我不该对你说那是因为比起这个，我更害怕如果我在报名桌前逃跑，我父亲会打断我的腿，或者他用他最严厉又蔑视的方式把我赶出家门，让我无路可去只能来到部队。这些都不该被记录在案头，只能被当成私底下的玩笑——表面上，我得回答你，死亡被生活的希望盖过去了，如果那希望不是属于我的，至少我的家人有机会得到。”
“为了无产阶级而奋斗的希望？”我问他，烟草让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空，但至少它盖住了我的冷漠。
“为了无产阶级。”他站起身来，双脚踩在花坛的大理石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声音穿过树梢与房屋仿佛要到达月亮上。若是他手里还拿着帽子，若是他的膝盖边站着的不是我，而是无数个激愤的斯拉夫人，我会把这画面与列宁在莫斯科演讲的场景重叠在一起。可是他的听众并不是需要改善新生活的人，他垂下脑袋里，我看清楚那双紫灰色的眼睛里降下一面舞动的旗帜，“不，当然不是的，只为了打胜了仗能分到地的希望。”他的声音也降低了，先前听来被抹上糖霜的语气在此刻不过是一阵假象。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不剩什么了。家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不饱饭，整日的劳动换不来表扬只剩下粗暴的父亲骂我没用。没有温暖，也没有关爱，我一无所有。如果有什么能让我体会到快乐，哪怕只是一分钟我也想去体验。而在没有希望之前，活着又与死亡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烟燃尽了。尼古丁带来的宁静魔法在最后一口烟气散尽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布拉金斯基先生还在对我说着他的悲惨童年。呕吐和香烟过后的我找回了些清醒时刻的礼貌，我只好偶尔用高尔基热衷的描述回复他，他点点头，但很快又指出我在说这话时和他没有一点共同感。我对他的故事确实没什么共鸣，毕竟我们柯克兰家族在英国的地位和财富让我把许多享乐和奢侈当成习以为常，饥肠辘辘与劳作不休我也很难体验。
不知道是不是我还带着对他糟糕的第一印象，不够客观又失去平和时听着他的描述，我并没有感觉出他对那场革命的忠诚和感谢。那反倒是一个醉酒人的自我安慰，不断重复着、说服着自己、强化自己让自己相信战争的确让他的生活更好了，他在神圣的暴力面前没什么失去的，反而得到了许多，比如家里改善的境遇，比如读大学的机会。
他的音调就像他之前对同伴道谢一样，绝不发自真心。
若是在清醒后，我现在猜想，他甚至都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而是套用他们伟大领袖最喜爱的方式说着像太阳般善良的标语，就像他先前站在高处的豪言壮语。
“您总是重复着你在战争前的一贫如洗和战争后的幸福生活，您还没对我说您在战争里具体经历了什么，这让我如何评判您所说的伟大革命呢？”在他高歌完赞颂之后我还是问了他。他歪歪斜斜地朝前走了几步，把烟头扔进垃圾箱里头，整个人也靠了上去。我虽然对这个答案充满好奇，想立刻走过去直逼他的眼睛，迫使他告诉我一些真相，而不是从头到尾的一场自我安慰。但他软了的脊背从那个铁皮箱上滑了下来，我实在没法忍受垃圾堆里散发的恶臭气味，只好站在三米开外的灯光之下。
这真是有意思的场景，我站在明处，心里全是困惑；他跌坐在黑暗里，却要跟我讲有关红色的火焰与热情。
“革命……”他的声音变小了，像一个孩子充满困惑地询问与思索，“革命？那很好……”
我叫了叫他的名字，想试图把那位泡在伏特加里的先生从狼狈中拉回来。可那位俄国人只是摆了摆脑袋，挥了挥手，又一次念叨着这姿态和那些冬夜里醉死在莫斯科郊外的男人没什么差别。我走了几步，离他稍微近了一点，但依然选择避开那个垃圾箱。他勉强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的样子十分吃力。那幅模样让我想起失去头羊的羊群，我又叫了他一遍，要求他站起来。
“哦，对，站起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该站起来。”他接续着我的话，条件反射般地念叨，然后掏出自己的酒壶又喝了一口。
这次我是确信他要醉得不省人事了。而我对这位银头发俄国人的耐心在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被消耗尽了。“待着别动，先生，让我看看附近有没有巡逻的夜警。我去找人来帮忙。”
“不，你不能评判那场革命！你没有资格评判。”在我跟他说话时他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声音一改之前的稚气，响亮得惊动了树梢的乌鸦。有几扇窗户打开来朝我们这儿看了看，又是酒鬼，神经病。我听到那些人说。这尴尬地言论让我打算尽快离开这儿。
“没有比拳头更能带来希望的事情了。没有！”他自己捏起了拳头，似乎要朝我这儿扑过来。可他蹒跚的步伐和恍惚了的眼神让他在离我还有一米远的地方就倒回了地面。他在倒下之后依然不停地说了些什么，可是词汇都已经含混不清，俄语法语夹杂，我也无从判断。布拉金斯基鲁莽的行为和他的狂妄高傲让我对他的不堪没有任何怜悯。我没有试着去扶起他，离开后在回到自己旅馆的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警察。
——不知是因为我的反感与防备，还是打小被教导的风度教养，最终一股莫名的力量似乎制止了我去找其他人让他们也来看看那名青年失态的模样。管他呢，巴黎的夏日那么舒爽，不会有一个俄罗斯人被冻死在街头的。
哦，我想你看到这儿可能要埋怨我了，说我不够友好礼貌，说我对陌生人的处境无动于衷——我是说我对这位陌生人至今还没有足够好的印象，又何必……不，这样的辩驳是你和母亲最喜欢对我说的，我去比利时帮助的就是陌生人，你又该咬着我的战地生活不放了。
我干嘛要让你看到我的这些经历呢……毕竟巴黎那么美好，我还有许多别的愉快的事情可说。
罗莎在接到自己兄弟寄来的这封信时收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结尾，那封信打从英国男人说自己喝吐了以后就没在记叙当晚的事情了。它们之后的内容被转移到亚瑟新创作的一幅作品上去，罗莎看到了画的底稿。一个银头发的男人——如果她理解的没错的话，毕竟超现实主义画派的线条总是充满迷惑的流动感——在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上爬行着。路上铺满的色块光怪陆离，无法描述出形态，只让人联想到地狱里的火海。男人的手脚被从远方绵延而来的红色紧紧缠绕住，无法前行又或者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可红色与红色相连无法切割，刺眼的色彩好像已经预先给他定好了方向。
亚瑟在信中最后一次提到伊万·布拉金斯的时候他说，我得离他远一点，因为我害怕我在盯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回望着我。[4]
至于那个夜晚，它们来得没有柯克兰画真实。
END
* 其实超现实主义和左派关系很好，左派思想对超现实主义很重要
[1]海明威的一篇文章叫《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2]即Oranges and Lemons 一首英国童谣
[3]弗洛伊德所处时期研究的歇斯底里症通常是指女性的
[4]语出尼采，全文是与怪兽搏斗的人是要谨防自己因此而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的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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