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H】【波中心】笼中鸟

给《太阳》的稿子,本子主题是铁幕下的东欧,恭喜完售解禁。

二蛇太太说文要尽量多写写国际关系,而我却写成了流亡政府,对不起大家,然而还是来厚脸皮混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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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克斯·卢卡谢维奇在读完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和出门转悠一圈之间左右摇摆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空灰沉沉的,不是平日里常见的那种太阳被遮蔽后的阴雨前兆,也不是夜晚要降临前的黯淡。这感觉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用文学家的笔调来形容,它当不是天空,是眼睛蒙上了尘埃,思维也锁在了鲸鱼腹中;如果用作画者的目光去看待,它应是原本就不怎么灿烂的天幕上悬浮着难以辩驳的细小灰烬,铁灰色、树皮棕,颗粒散布在无限里,得用粗糙的笔刷和难以计数的色块图层去描绘。但他既不会文字修辞也不懂描摹色彩,他只像普通人那样用逻辑和直觉解释这一切。——那是大炼钢铁时工厂排出来的废气污染,那是廉价而劣质的煤炭燃烧后所剩的踪影。他叹了一口气,从窗边走了回来,眼睛在封皮崭新的书籍上瞥了两眼突然对原本计划的两件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他知道经济的发展是应当称赞欣慰的,他知道美好的诗篇是值得鼓励颂扬的。可他厌恶赞歌,不对,他纠正他自己,他打从一开始起就没有理解过赞歌,因为他想不出什么能得到赞许。

  他搓了搓双手,脚步从缓慢变成了紊乱无序。他在不怎么宽敞的房间踱着步子,却走不了两下就要贴到墙壁或是踩踏地板上零落的纸张书本。我读不进诗但我需要诗,他对自己说。我得冷静下来,我要看到美。——不是随便草坪上一朵野花就能让人微笑的那种美丽。他需要迷人心智的崇高美学,一如梵高所见的群星、月亮、天际与田野,一如王尔德在晦暗潮湿的牢狱里浑浑噩噩所记叙言。他在喃喃自语地不宁中一脚落在废纸团上,滑溜的纸条让他重心向下倒去,在脸贴到地面之前他的手先抓到了一个黑色的、又冷又硬的东西作支撑。对,他在摔倒后把视线挪到刚才自己抓紧的物件上。他还有钢琴。

  早在194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手头窘迫而卖掉了自己的钢琴凳——以及凳子里装的乐谱。他一边费力地拉扯着房间另一个角落里的高背椅一边想,他在那年头卖掉的东西可不止这么一两样——不过那没什么关系,所有音符都装在他的脑子里,那些旋律比纸上记得要更加准确动听,也比纸上残存的要丰富不少。

  他将左脚放到延音板的时候轻轻抖了两下,不知是脑子里还是嘴里哼出了一段段曲调。不,他不要弹贝多芬,那个可怜人在得意时甘心讴歌英雄,还天真地以为自个儿能和命运诉苦激辩。要他说,贝多芬还是太轻信,他的音乐不给人免疫力。他把手腕抬起来十个指头落到琴键上,他也不想弹柴可夫斯基,一个俄国人的艺术,还是一个沙皇暴力下的俄国人艺术,他用喉腔发出一声笑意,他才不稀罕一个俄国人的哭哭啼啼、长吁短叹,那多半是无能者逃避现实的自作自受,就像他讲的故事也只是在孩子床前徘徊的不现实鸦片。他为了灵活指头老老实实爬了两个音阶,莫扎特、德彪西……那些浪漫或怪诞的名字在他脑海里转了一圈又像泡沫一样“啪啪”破灭,他觉得有些乐章太浮夸,有的又不真诚。我要弹肖邦,最后菲利克斯决定,一个波兰人惦念着另一个波兰人,我只有肖邦。

  但肖邦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忆里能展开成一本厚厚的曲谱。这还不是夜晚,他也无法安睡,他就这样跳过所有的夜曲。他不需要罗曼蒂克的爱恋和粉红色的假象,他又略过了大部分的幻想曲。他没有同伴,也不想要喧闹,这让圆舞曲也从名单中滑落。他的手指从原本的中央C上跳开,在空中画一个优雅的半圆弧又一次下落,这下他实打实弹奏出一个音符来,十九世纪的肖邦在旋律中变成了一位二十世纪中叶的密茨凯维支。流亡的诗人借着五线谱和琴弦在他耳边念诵出尚未被肢解的语言和振聋发聩的词句。他一边弹着,一边想捂住耳朵,不愿听到革命者对自己软弱妥协的怒吼,可他知道他的手不能停下,他的眼睛也要永远睁开,直到他的无名指没法再高高抬起,直到他的虎口因演奏不当而撕扯开来。

  可他还是听到了那位甚至好几位逝世者对自己的疑问和警告。

  “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怎么办,怎么办?” [出自出自密茨凯维支《先人祭》第二部,据说肖邦的作曲灵感有的来自密茨凯维支的诗。]

  他想到过去,他想到有人曾说过过去永远不可能逝去。他也知道另一句话,过去不可能回得去。这让他想起死亡。他曾经历过死亡。英国人在戏剧里曾提点到死亡从来不是灵魂的终点,人在死后还当面临永久的忏悔、罪孽和火焰。但哈姆雷特那优柔寡断者的假设仍然比他所经历的要甜蜜快活许多。所以他更加明白痛苦的含义与生命的试炼。痛苦既能让生者死去,亦能让死者复生。

  乐曲在爆发之后飞快地跌入到尾声,节奏愈发激烈,每一个音符仿佛鼓锤一样敲击到他的心脏,他的双手在黑白键之间从抚弄变做成跃起砸落,混乱的节奏和过分的力量让音乐结束在毫无意义的嘶吼之中。

  那吼叫并不像他曾经的吼叫,倒像是其他人种植在他脑海里的呐喊。他知道自己如今的境地——他已低头于胁迫,交换了信仰。他只能麻痹神经、只能把光荣的革命统统烧毁。怎么办,怎么办?


  菲利克斯感觉自己最近一直在吃安神药。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吃过——安定片、镇定剂、抗抑郁或狂躁的药丸——他从没让那些化学制品进入他的生活。他在早几个年头出现不安和发抖时,还没来得及去询问医生想出治疗的方案,就在每日被小贝什米特的训斥与折磨中练出了无动于衷安稳入睡的功夫。

  他记得最初是在奥斯维辛。波兰的南部小镇并不是那么知名,许多华沙长大的孩子们甚至都对这个地方毫无概念。他在那儿见过许多条路,宁静的乡村小道、虔诚的教堂大街,雀鸟在草垛上为不同的季节唱别样的歌。那儿曾经有情人、有农民、有牧师,还有波兰的孩子,他们无话不说,让小镇充满生机。在德意志高大的坦克踏过国境以后,那儿的每一条路上只剩下挤满了贴着六芒星标志的人们。他们能说欧洲各地的语言,有的生硬平直像金属坚硬,有的卷曲柔软如同咏叹调。他们之中有的是爱侣、有的是兄弟姐妹,父母亲抱着他们的孩子,却从来只是握紧双手,沉默流泪。他们神情呆滞而惶恐,瞳孔凹陷在深深的眼窝里看不清半点光彩。他的嘴唇经常半张开着,充满问题却说不出口。穿插在尴尬与畏惧里的是枪响,是笔挺的党卫队军装以及冷漠的命令。那儿的每一条路都不再是安和与虔诚,奥斯维辛的名字依然没有人知道,集中营的前缀上应有死亡两字的注脚也从未传出去过。因为死亡没有声音,他熟悉这个。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呐喊被空中的榴弹与螺旋桨死死遮盖住,而逝去的人则再也无法控诉。

  路德维希在他的地盘上揪起他的脑袋来,用枪炮、导弹和战斗戳着他受伤的脊梁骨告诉他那些实际上比他们信奉的经典还要古老的民族从来不是人类。他忘记了常识、忘记了询问,只记得一条条纪律与安排:他在那儿清扫垃圾、整理遗物。他摘下男男女女们无名指上的戒指,从最开始一个抽屉的分量到挤占了农场的整个谷仓。他在消毒室后头清点人们戴的眼镜,他们啃咬过的餐具,把金属制品交给自诩高贵的雅利安人,让他们重新炼制武器(也不知道将会用来瞄准哪位“敌人”)。他在焚尸炉前面检视一具具姿态扭曲的身体,看看德国人口中的低贱生命是不是在他们的牙口里偷藏了金银。

  他从那时起不论面对什么都能安然睡去——不对,也许比那更早一点,只早那么一点点,从他相信甚至屈服于路德维希开始,他就已经能坦然面对任何问题了。他像是失去了惧怕、也失去了判断的头脑一样。没有惧怕,又怎么会遇到危机,没有是非,又如何会得知侵略袭来。危机与侵略,他看不到任何这两者的踪影,那必定不会有焦虑和失眠。那人也必定是麻木的,就像服用了安非他命或乙醚一样,生活在迟钝与模糊之中。但他知道,他的灵魂里还残存着清醒的那一部分,只是他们早已离开了他的身体,不再去指挥他的生活。

  实际上这世界上有两个——乃至许多个菲利克斯,波兰人敢打赌,其中一个他住在他的身体里,住在华沙这个有些混沌而迷茫的躯壳里;一个他住在了伦敦,他嘲笑过无数回的傲慢之地;一个他被留在了路德维希的地盘上,窝在南德的啤酒桶里,就像当初路德维希在苏台德地区常干的那样,往世界散播无线电信号一般;还有一个他跑去了新大陆,以为没有过战争的年轻土地会更加快乐,至少更加富有。他可怜自己出走去他乡的灵魂没法用母语书写表达,他也可怜自己完整的身体能够畅通无阻地说波兰语,却无法自由叫喊出心中所想。菲利克斯,他叫唤自己的名字,并不企图指引远方的心神归家,菲利克斯·卢卡谢维奇,不死鸟的家在他不爱的牢笼里。他歌唱。孤零零的鸟儿住在他不爱的红色铁笼子里。

  隔墙有耳。他听到脑海里有人提醒,发抖怯懦的音节连带着骨骼颤动的“咯咯”声响。于是他禁了言,啪嗒按开了钢琴上的收音机。他找到不怎么清晰的“自由欧洲”电台——他的兄弟从慕尼黑发射来的密电正说着世界的故事,是波兰语,像维斯瓦河一般潺潺美妙。这一下子,他又快乐了起来,把刚才弹过的《革命练习曲》转成了抒情柔美的行板,一边哼着一边在堆满书的地板上转起圈来。电台里介绍着各地的新鲜事物,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不一会儿他的歌声同节目主持人的话语一起低了下来。

  其实每一天的新闻与之前的差异并没有多少。年轻人用激愤的视角看待红色,他们挖来了美国人的词汇管一种形式叫赤色恐怖,他们说起暴力革命来总带有一种悲观与否认的论调。可菲利克斯到一直觉得他的好几回复生都靠着枪杆子底下的狂轰乱炸。他曾创作过伟大的诗篇、谱写过恢弘的乐曲,每一首都充斥着与死亡的较量。他想那些年轻人八成是接受了启蒙运动里最不切实际的镜中花朵,出生时耳边被灌输的不是原子尘就是导弹精度。他们与华沙人说话时最常谈及的是权利,是个人自由。那些词汇听起来太过遥远,比法国人在两个世纪前的革命还要稚气,他叹了口气,想到这些年轻人记录的符号也不过是二手的外来文化。

  与之对比起来,那些年老的母语者倒是乐观上许多。他们虽然流亡去了异国,却也明白现在早已不是美国人称赞的爵士时代,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信徒在此时恐怕和克里姆林宫一样难以推翻摧毁,他们在登不上台面的小报和没法进行审查的收音台里用温和的愿望讲述对社会的期许与改良——只是改良而已,不需要削皮去骨、不需要手术刀和坦克子弹,新衣服与化妆术便能让一切更好。

  他在被电磁波淹没的时刻,已经分辨不出这些男女老少的声音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需要,又到底哪一个是能够代表他的了。也许他自己从来就不能被代表。就像他在四十年代的早年间曾隔着夜色与若干人的耳朵与嘴巴,听到弗朗西斯的话语一样。那个骄傲的法国人承诺给他的契约被毁了个干净以后,自己也拖着半挂身躯被戴高乐拎去了英国,剩下的另一半波诺伏瓦没逃过万字旗的命运做了一个比他还糟糕的傀儡。亚瑟·柯克兰、阿尔弗雷德、甚至路德维希,没有哪一个人敢百分之百地肯定自由法国或者维希政府就是真实的弗朗西斯。而今他也一样,住在华沙的菲利克斯早已不像是唯一而确切的波兰了——不过和严谨的日耳曼人反过来,举着镰刀锤子的苏联人从不支持这一观点。白头发的布拉金斯基同志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过,这世上只有一个波兰,他是苏维埃的追随者。他想起伊万的笑,比西伯利亚平原上刮过的暴风雪还要此人骨髓。他宣布他的霸权,同时也想笃定他灵魂里挣扎的角落要么铲除要么流浪。

  也许那只是他们的老大哥们还太过年轻,他没有经历过死亡,甚至不曾目睹,也不肯去想象。伟大的唯物主义教导他别去想象。


  无线电台在降雨来临之后很快断了信号,菲利克斯没有责怪天气,也没咒骂还不够稳定的技术,他掏出表来看了看时间,不自觉地感叹今天的自由欧洲也坚持播放了十几个小时。他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已是少之又少:他看到阿尔弗雷德四处炫耀的好莱坞的次数两只手就能算出来,他也不常听到英国人脱去屈尊降贵的姿态抱起吉他的摇滚乐。他所接触的总是布拉金斯基用过滤网筛选出来他自称“最健康最合适”的那一类。他猜测健康的标准当是称颂和鼓掌,合适的规则该是不受到咒骂。这虚拟的被选择过的世界从来只有老大哥如同太阳闪耀,而西方永远是踩在悬崖碎石上还不知回头的自大狂,是在漩涡里冲浪还不明白不呼救傻瓜。他们是地狱、是烈火。

  可是,波兰人想,太阳不也是烈火吗?

  他叹了一口气眼睛从钢琴与收音机上挪开,定在每家每户总挂在显眼位置的领袖相片上。他在图景的大片红色之中望见一个正在追逐耀眼光辉的渺小自己。追逐,坦白来讲那只是他被要求使用的动作。西方那些远远站在一旁的过路人可能更相信他正经历的是凛冽的寒风,风里站不稳脚跟的菲利克斯是被身边人推推搡搡地裹狭着往同一条道路上行去。那一群人嘴上总唱着相同的愿望,实际上却从没统一过目标。冬将军、饥寒与贫穷没有给人选择,就像伊卡洛斯找寻幸福与思念的道路没有选择一样,他只能依偎着太阳不断飞翔,直到翅膀被光和热灼烧融化,直到他落入海中、闭上眼睛失去视力和性命,再也见不着太阳。

  他在照片下方的茶几上找到了另外几份杂志,全是耳目一新的悲愤标题,上面讨论着哥穆尔卡的表现和赫鲁晓夫,按照老大哥的评判标准那些全都是不健康的偏见话语,它们带着落后的复辟和敌意污蔑着太阳的荣光与行动。——那应该是辗转去了英国生活的波兰孩子偷偷寄回来的一点理想与期许。菲利克斯不知道这个时候把它们打开来翻阅到底对不对。他知道,有人已经用法律事先警告他要拒绝这一切。法律条文打击所有虚伪造假,可有的时候它自己却是包容部分人隐藏真相的武器。罢了,罢了,人的眼睛从来就没法大到可以看清整个世界,总有部分被藏起来,被人视而不见,他又何必计较真实呢。波兰人叹了口气,舍不得把这些尖锐控诉的文章放到不让人心烦的角落里区,也不再想把他们拿起来统统读完扰乱自己的半睡半醒。

  他在拨弄纸张的时候看到书页里还夹着一封海外飘来的信笺。邮戳上隐隐约约可以读到不列颠的样貌,寄信地址刻意没有留下仿佛怕谁查证,但收件人和地址却是一个熟悉的笔迹——他自己的笔迹。

  他把信拆开来,粉红色的纸张上还带着点淡淡的香水味,他已经忘记自己上一次闻到是在多久以前了。他只记得那会儿他曾用这气味嘲笑过法国人,说它是高卢人用来掩盖自己烦人体臭的最后防线。在这样的时刻,他不清楚自己是该用这味道讽刺英国人还是沦陷了的其他人,也许是他脱离西面的居民太久已经忘了这世界应有的变化。

  信上的字最开始有些凌乱,可以看出来那些飞舞弧度过猛的线条是写作人最初的心情所致,可过了一两段之后他的笔迹整齐下来了,甚至带着用力的钝点和苦涩的迟疑。字与字之间的间隙也显得越来越远,好像说话人正不断拼凑着词汇竭力表达所思所感,好像他不敢多言却不得不说,好像那些字母再也无法企及它接下来的族群,好像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被拉得很远、很远。菲利克斯吸了一口气,撵着这薄薄的信思考了两三分钟才在钢琴前坐下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亲爱的菲利克斯:

  请相信我我已经很久没有长时间地书写、阅读或者听闻过波兰语了,在写下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四五天也打过很多遍草稿(尽管不好意思,但还是想告诉你它们大概装满了一个大废纸篓)。可是现在看来我的语句仍然那么糟糕,没有半点浪漫诗人留下的韵律和革命者的铿锵澎湃。它们苍白如同死鱼的肚皮,刺耳平庸还比不上乌鸦叫唤,但这便是我想说的了,这也无法阻止我对你诉说。

  我知道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听上去会比卡夫卡讲过的故事还要离奇,比达利的脑瓜子更加超现实,可你还是得说服自己你正在看的信实际上也是出自你自己的手。——是的,我就是你。但也不,我也叫菲利克斯·卢卡谢维奇,确实是个波兰人,然而我不住在华沙,也甚至可以说我不在波兰长大。我住在英国这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地方。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我得说我也是波兰,我是你的一部分,你为了逃避俄罗斯、灵魂出走到英国的那一部分。我想你应该熟悉这个桥段,因为你总是流亡不是吗。我猜测你很快就会接受我(或者说我的身份),因为我从来不是你生命里最不可思议的情节。你我都清楚,你连死去都经历过好几次。

  好吧,为了不让你产生迷糊,你可以把我这个波兰叫做糟糕的孩子,或者波兰流亡政府,虽然我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听到你亲口说出这几个字了。不过别因这个难过,菲利克斯,应该让我替你难过。

  我现在住在英国,生活还不算太差。我在这儿见到过很多人,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弗雷德、弗朗西斯,当然最多的还属这儿的地主。我不知道你在战争结束以后和英国人还有没有会面,反正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与我想象中的有许多不同。他身上伦敦老下水道那种湿淋淋的霉菌味道和上两个世纪的焦炭味已经快闻不到了,雪茄的气味也快散去了,我猜测那或许是之前丘吉尔无意熏上去的。他说话时不疾不徐(缓慢拖拉)的节奏和压低的干嗓子总让我怀疑他被飞机轰炸弄坏的肺叶就像个漏气的风箱。他对我很客气——阿尔弗雷德也对我很客气,甚至更加慷慨(我知道他对你也这样),他们俩一致的行为也许是之前就约定好的战线——他和我谈论过不少跟我类似的人或者经历。他说起三十年代的西班牙人和四十年代的挪威人与法国人。我知道这时的你一定在嘲笑亚瑟·柯克兰像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收容所所长,谁的家园被霸权占领他便敞开门来让那些被不想卑躬屈膝的叛逆孩童歇息甚至武装。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和文化拱手让给自视甚高的外来人呢?

  我同他比较过我与那些人的差别。“是的,”他说,“这很明显,我也从没把你与四十年代的弗朗西斯画上等号。他们是被坦克炮弹炸开了国门,而你不是;他们留守着的人民仍崇拜着自己的文化,没有拆掉教堂,而你不是;他们逃亡时准备着的是要回去夺回政权;而你呢?”他在讲话时习惯性地从鼻腔里发出声音来。是嘲讽,英国人的嘲讽,可我,我张了张嘴最后只憋住了叹息。我多么希望那个瞬间我能站在椅子上大声的辩驳反击他啊。

  我亲爱的菲利克斯,你对布拉金斯基所宣称的教条是妥协、是顺让。你我都还记得他在卡廷犯下的罪孽和那会儿你留下的血、剜去的肉,可是恐惧并不是让你看清楚那怪兽的模样,它让你跪在了怪物面前害怕反抗带来的下一次谋杀,于是你索性跟随他谋求庇护。我不想批评你的行为是否软弱,因为我们的生存从来太过复杂。但,我的华沙兄弟,这也让你跟着弃掉了上帝信仰了哲学家的美梦——就像柯克兰所说的,你与维希的弗朗西斯不同,这让你加入怪物的阵营和他一起创造利维坦。这成了你如今崇拜的文化。所以我还怎么可能想着重返我美丽的母亲河旁重建政权呢?我的国家是由我的兄弟姐妹统治着的,它就是属于波兰人的政府——我从不打算与我自己打上一架——可它却不是为了波兰人的生活而建立的政府。你知道它为了谁,它是卫星国,连你们体系内的人都这么说。卫星是围绕着母星而旋转的。

  那么如今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守护我所热爱的文化和传统了。这也是我离开你的唯一理由:我想要生为波兰血统的荣耀与幸福。但你可以想见,在这个满是英语的国度里我坚持着自己如诗一般的语言有多么艰难,更别说是留住那儿的一整个生活方式了。

  可笑的是阿尔弗雷德和亚瑟对我在这一点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却是很不支持。“我以为当务之急是共同的敌人苏维埃。”美国人对我说,用力拍了拍我肩膀像是发出警告。他的潜台词你我都懂,他来帮助我只是希望我能取代或者帮助你早日脱掉红色的外套,他才不在乎波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波兰,他甚至更愿意我们也和他们一样说着英语,最好每天傻兮兮地夸夸其谈任他差遣。所以我也不曾告诉他我没觉得他是盟友——我没有盟友。不过我有你,菲利克斯。尽管你在文化和形态上已经离我所期望得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我们与对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可我还是不免有一些天真的愿望。

  坚持你自己,如果要用一句很蠢的道理总结我只能这么说,别忘了过去,也别害怕未来。我知道你从来不是个胆小鬼,你连离开人世都不怕。你是个骄傲的人,你骄傲就是因为你自己,你的血统、你的理想。而现在,别为了生存抛下那些让你坚持着一步步走下来的东西。波兰,坚持住,别睡着了。要站起来。要站起来清醒地打量你所在的笼子。不死鸟从来不该住在笼子里。

  给你我所有的爱。

你尊敬的,

菲利克斯


  不稳定的电力系统在他读完这封信的时间里闪了好几次,他的眼睛越眯越小,像是以为自己的目光能从这些单词的间隙里穿过去一般。他该回复这封信吗?可是他翻来覆去也没找到回信的地址。他该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自己在英国的灵魂吗?可是他已不敢轻举妄动惹得赫鲁晓夫朝这儿多瞧上几眼了。他把信重新折了起来,用蜡封上摆进抽屉里。这样,他安慰自己,他就可以对其他人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封信。

  他转了转眼睛,准备睡去。



尾声

  1968年的开头几个月电台终于憋不住地冒出了不良信息。事件发生在离他不远的捷克斯洛伐克。那位四处流浪歌吟的波西米亚小伙子比他更有勇气地与布拉金斯基叫起了板。他听说坦克都出动碾过了布拉格古旧的马路。他听说那里的男人抄起了武器和良知抵抗压迫,那里的女人走上街头告诉俄罗斯来的士兵这世上不仅仅是他们捷克斯洛伐克人,还有喝着伏尔加河水长大的孩子同样在受着不公平的、磨灭人性的对待。

  他们站起来反抗了——他们站起来就像迎接春天一样拥抱了生命里本该有的活力而非苟且与妥协。

  菲利克斯抖了抖身子,在伊万打电话给他之前摸出了在抽屉里静静躺了数不清年月的一封信。他记得那封信的结尾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他要忠于他自己,他要站起来,带着尊严与理想活着——也许就像此时此刻的布拉格人一样。

  他掏出打火机来点燃了那封信。“你是写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你该寄给他。”他把火苗熄灭后的一团灰撒向了有反抗声音的方向。

  他听到那声音越来越响亮。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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